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认为，关于政治与政治神学标准的订立原则，取决于以何种标准去划分敌友。他引用佩特森（）对于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as）针对基督教“三位一体”这一“神学经济”的看法，其核心表述如下：总是处于针对自身的骚乱中；并认为在对于这一教义最为无可指责之表述中，我们遭遇到了骚乱意义上的“内战”（Stasis）一词。这一语词源于柏拉图《智者篇》（The Sophist 249-54）、《理想国》 第五卷（The Republic，book，v，470），特别是经由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而广为流传至希腊经师及其老师那里，进而从Stasis 一词中，生发出一种迷人的辩证法矛盾。Stasis 首先意味着安定、平静、立足点、状态，而与其相对的概念则是运动。但Stasis也在其词义的二阶位序中指涉并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躁动、运动、骚乱与内战。绝大多数的希腊语词典对此一截然对立之涵义简单地并列而置，并没有尝试去解释二者，但公正地讲，人们也不应期望依托于词典而使这些词语得到译解。仅仅通过列举这些大量的对立之例证，便为我们提供出认识政治以及“政治—神学”的丰富资源。在“三位一体”学说的心脏处，我们遭遇到一种货真价实的政治神学之“内战学”（stasiologie）。?

整体而言，Stasis 在其源头的释义中更接近于“立场”，正是在某一立场的相互抵触与角逐之中，一场较量与斗争也将蓄势而发。因此，由Stasis 所展现并带来的动荡与不安也一直被视为城邦危机的征兆。但在反面，Stasis 也是城邦得以重建与恢复的重要一环。城邦政治中，由于不同的意见或血缘所导致的不同“立场”时而引发派系间或部落间的政治斗争，但倘若某一政治斗争所引发的危机已然威胁到城邦的存续之时，之前分裂的双方又将重新团结一致，力争使城邦摆脱危机。因此，尽管Stasis 表征了一种“内战”，但却不会导致城邦的摧毁。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内战”与“战争”进行了区别，并认为：正如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名称——“战争”与“内战”一样，我们也有两个不同的事情。所谓两个不同的事情，一是指内部的，自己人的；另一个是指异邦的，敌我的。国内的冲突可称为“内战”，对外冲突可称为“战争”。?

由此，“内战”不同于毁灭性的战争，其所引申出的这一介于骚乱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张力，成为了古希腊政治的典范。正是在这一典范的机制中，一种独特的政治模态得以运作和生成；此外，内战更是标志着城邦政治的某种固有状态，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之中的描述：“他看到国家经常处在‘内战’状态，而有的公民竟然漠不关心国事，听任自然，因此他制定了一种特别法律对付他们，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战之时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其公民权利，而不成为城邦的一份子。”?由此，根据这一论述，所谓“内战”之状态，恰恰是一种常态，而这一常态所拥有的介于“内战”与“和平”之间的稳定性，使得关于“内战学”的讨论成为了前文中施米特所称的“辩证法矛盾”，即由一种进行时态的“斗争”机制所达成的某种平衡与稳固。

因此在这一有趣的辩证拓扑中，“内战” 一词所具有的复杂性也正如阿甘本所描述的，“内战并非是一个源于家族或家庭之概念，也不是城邦政治领域中的概念，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无差别区域，正是在作为‘界域/门槛’的无差别区域之中，家政与城邦，分别幻化为一种‘去政治化之场域’与‘政治化之场域’，其先前明确的定义与界限在‘内战’的情境中变得无法被辨认；并且，正是在这个无所定夺且模糊不清的‘无差别区域’中家庭被政治化；反过来，政治被‘经济化’，即城邦被还原成为家政”。其重要性在于：“内战并非家庭之概念，并非家庭内部之斗争，而是作为一个装置，此一装置的效用与‘例外状态’?相同。在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zōē）是通过一种排除而被纳入到‘司法—政治’的秩序之下，类比地看，家庭也是政治化的，它由内战而被纳入政治之中。”

因而这里所呈现出的就是“内战”与“经济”皆作为一种“策略性关联”之装置，成功地链接了因为形而上学之超越性所造成的“存在”与“实践”的分裂。故，此一“策略性关联”在存在学的层面，凸显为权力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从其诞生之初，便显示为一种权力与真理之间的“策略性关联”，其在历史之中的形态演变也只是权力与真理话语的一系列拓扑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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