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指出，在参与社会史论战各方中，“新生命派”的一大思想特色是强调中国社会的 “特殊性”，其重要理论基石就是 “商业资本”理论。[42]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波格丹诺夫。波格丹诺夫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 “原始的自然自足社会”、“商业社会”和 “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三个阶段。“商业社会”包括 “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是 “交换社会底第二阶段”，在经济上是 “都市手工业制度及农奴制度显然结合的阶段”；在政治上，“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为专制君主制最盛的时期。”在时间上，“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在西南欧罗巴约起于十三世纪，在西北欧罗巴约起于十四世纪。”[43]商业资本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阶段，它在分解封建的生产方式之后，曾经主宰了一个时代。[44]陶希圣在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等著作中认为，商业资本和封建地租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成因。商业资本使封建制度衰落，但又无法灭亡它。在外国金融资本侵入中国之后，商业资本又成为外国资本与封建地租之间的桥梁纽带。因此他同时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和商业资本的作用，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已经消失了，但封建势力和宗法势力依然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因此，他给中国社会冠以 “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或 “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等名称。陶希圣还明确说过，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是波格丹诺夫的 《经济科学大纲》。[45]波格丹诺夫对陶希圣的思想影响，不仅体现在重要思想观点上，而且体现在治学方法论上。陶希圣在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应用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底 《经济科学概论》和 《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 《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 （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46]在论战之中，除了陶希圣之外，梅思平等 “新生命派”的成员也受到波格丹诺夫的影响。[47]梅思平认为，封建制度衰落过程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自秦以后，“中国的政权，乃完全是资本阶级的手中。为资本阶级所用，乃是官僚。地主阶级乃是商业资本阶级的别动队。大概在中央政府或都市中，商人则利用官僚为工具。在农村中，则地主操有较大之权威。可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的社会，乃完全是一个商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48]

五、小结与思考

中国人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时期。[49]经十多年时间，到19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一股极强劲的学术和政治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像不可敌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及时代背景所决定的。”[50]1928—1930年间，中国翻译出版马恩著作近40种。[51]同时，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内部的复杂流派也在中国产生着回响。考茨基、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在国内各有其信徒，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史论战”就是这一股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的思潮内部流派之间的论战。[52]波格丹诺夫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要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进而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真实面貌，都无法离开对波格丹诺夫等思想家的完整认识。但在后世的思想史叙述中，这一批人却往往因为处于夹缝之中而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以马恩列斯为基本传承脉络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般没有他们的位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系谱中自然更不会留下他们的记录。于是，他们的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回响，就这样成了 “沉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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