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施存统等翻译者，张伯简根据波氏基本思想，编制 《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撰写4万余字的长文 《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共产主义》，最后形成一部 《社会进化简史》，更加充分挖掘出了波氏书中蕴藏的社会发展史内涵。而且，他还运用波氏关于社会形态分类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性质作了简单的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我们可以照历史的记载分为包羲氏以前的原始社会，自包羲至尧舜为族长血族社会 （这期的材料在易系辞古及马素通史中很可找得出），自禹至秦为纯粹半封建社会，秦以后至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为特别封建社会。”[33]这段话的表述比较模糊，甚至有语义不可解之处。笔者认为，所谓 “易系辞古”，可能是指 “易系·辞”中对上古情状的描述。而 “马素”似为 “马骕”之误。马骕是清代史学家，尤以研究上古三代著称，人称 “马三代”，著有 《绎史》，记载了从远古到清代的历史，称为 “通史”也无不可。[34]张伯简这些思想最晚形成并发表于1924年11月，应属目前可见较早地用“原始社会”、“半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初步尝试。

四、“新生命派”：波格丹诺夫的中国门徒

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有知识分子观察到，波格达诺夫的思想在20年代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理论上的传播，波氏思想真正成为分析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武器，要到社会史大论战。虽然20年代译介波氏思想出力最多的是共产党人，但几年之后，以波氏思想为理论武器参与社会史研究的却是所谓 “新生命派”。这一现象与国际和国内双重历史语境的变化有关。从国际上看，2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场 “大转变”，斯大林被塑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权威诠释者。同时，培养了一支以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理论工作者队伍，也就是以米丁为首的哲学社会科学官方学派。 “米丁学派最初是以哲学学派的面目出现的，后来作为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尖兵突入了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部门，监督一切，指挥一切，在各部门扩大势力，培植力量，最后成为一个囊括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甚至凌驾文艺和自然科学界之上的官方学派。”[35]与列宁同时期的很多理论家被打入另册，波格丹诺夫也被从 “列宁星座”中驱逐出来，贴上了反动标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理论家当然不会再援引他的思想作为理论资源。从国内看，几乎在苏联党内权力与意识形态双重变奏的同时，中共理论家群体也在发生着一次重要的代际更替。五四以来集聚起来的中共理论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损失极大。有的理论家牺牲在革命斗争之中，有的理论家脱离了党的队伍，有的理论家转入苏区或白区的实际工作。以翻译和介绍波氏著作者而论，大革命后，张伯简去世了；周佛海改变了政治立场，而且主要精力也不放在理论上；施存统 “完全从革命的战场退为书斋的学徒，脱离了一切党派的实际关系”；[36]彭述之早于数年前拒绝接受瞿秋白的领导，以翻译维持生活，还拒绝参加中共六大，逐步走上托派的道路。中共方面积极参与到社会史论战之中的，是张闻天等新起的一代理论家，史称 “新思潮派”。这些参与论战的“中共选手”在经历上有共同之处，在五四到大革命这段时间，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国外求学，多有2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学习的经历。虽然他们也是运用 “苏版”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但此马非彼马，此苏也非彼苏，新思潮派所运用的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是经斯大林及其 “理论尖兵”重新阐发的版本，与波氏著作翻译者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差异很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数年之前，波氏著作还是中共党人热衷译介的作品，几年之后，却成了论战对手的理论依据。此后，波氏就被与陶希圣等中共的 “思想敌人”捆绑在了一起，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前文引述的吕振羽、翦伯赞的论述即为例证。

波氏思想对于新生命派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问题。

总体上，新生命派的史观可以归为 “民生史观”，但与戴季陶等老一辈三民主义理论家把 “民生”归结到 “欲望”不同，他们更多地吸收了唯物史观的精神，更倾向于用唯物史观来充实民生史观，把经济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方面，萨孟武和周佛海论述较为充分。[37]萨孟武在 《三民主义政治学》（1929年）中认为，社会的进化不过是民生的进化，民生的进化不过是技术的进化。技术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 “一切制度都是适应一定技术而组织的，并不是先组织了制度，而后再设法创造适应这个制度的技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就是 “以技术为民生问题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实以技术为经济组织变更的原因，进而又以技术为社会进化的原因。” “人类固然有生存的欲望，但是生存的欲望，并非绝对自由，乃随其人所处的经济环境而表现为一定形态；所欲不能视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社会进化根本原因，乃是技术。”[38]周佛海在 《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1929年）中也持类似的观点：“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存，就要克服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人类能否克服和利用自然，全系于人类的生存技术是否发达。……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生存技术，又为民生的重心。”[39]这些思想是和波格丹诺夫一致的。波氏认为，“决定一般经济关系的，是生产手段技术底发展。因之技术生活底事实，对于我们底研究有怎样重要，是很明白的了。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样的现象，如十八世纪末底技术革命——蒸汽机关和纺织机器底发明或蒸汽底被应用于航海等——，我们便不能理解许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40]波氏的 《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述及某一社会形态时，总是先叙述这一时期技术的发展。谋篇布局的方式反映的是思维的逻辑，显然，技术问题在波氏整个社会发展史体系中处于逻辑前提的位置。张伯简的 《社会进化简史》在这个问题上也持相同观点：“大凡由这个社会变到那个社会，必定是他的经济基础变更，即生产技术进步的动力使之推进。”[41]而萨孟武和周佛海又都翻译过波氏著作，他们的思想受到波氏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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