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也约别个厂的队来比赛。裁判员就是老胡，在这一带，所有的足球赛的裁判员都是老胡。老胡是看省队踢球慢慢学会了裁判的。他在铝合金厂当技术员，推着一辆烂兮兮的单车，后面夹着一个饭盒，里面经常装着一盒玉米粉和大米混合蒸成的饭、半只鸭蛋、一点咸菜。一般踢球只能利用中午休息的时候，老胡骑着单车朝球场飞，这一带只有这个足球场。约球都是半个月前就约好的，也是老胡去约，他很喜欢约球，这样他就可以当裁判了。那时候没有电话，老胡知道各厂的球员住在哪里，跑到他们家里去约。几年下来，大家都成朋友，这一带的球迷，都认识老胡。老胡人很正直，这是裁判的基本素质。他卷起裤脚，一边跑一边吹口哨，大叫着，越位！越位！足球场上没有线，老胡说越位就是越位，他估计着差不多了，就大喊越位。球员也会有犯规的时候，大家拉拉扯扯，尤其是那些女工来得比较多的场，球员特别兴奋，犯规就更多，时时想要显示自己的梁山好汉品质。尤其是毛兵，踢球他从来不配合，球到他脚下就是他的，他玩大脚远射，玩倒挂金钩，玩头球，即使球的角度较低，他也抬着身体去顶，经常头顶在泥巴里，球不知去向。他踢球主要是踢给小水仙看的，他想通过这些公牛般的举动，让小水仙佩服他，但是小水仙只来看过一次球，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踢球的时候他闷闷不乐，常常忘记要把球传给别人，也许他指望另一个姑娘喜欢上他。中场也要休息，但不一定是十五分钟，或者一小时，或者半小时，歇得差不多了，再接着踢。有一次老胡约来的两个队踢到后半场开始打架，脱掉球鞋扔过去，蹲下来用水坑里的泥巴水乱泼，还骂骂咧咧。那个球远远地呆在草丛里，完全被忘记了。最后，还是老胡平息了事态，他说，再打，老子以后就不判了。大家就住手了，找球去。然后一伙人，两个队，个个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夹着湿淋淋的短裤汗衫，走回家去，天快黑了。女子们跟在后面，不和男子走在一起，这是那时代的风气。我们偷看世界杯的时候老胡不知道，他的单位离我们厂有五公里，那是个小厂，没有一台电视机。后来，我们把这场球赛说给他听，老胡只是问，教练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们都忘记了。

我也曾经去省体育馆看过足球比赛。露天水泥看台，红旗招展，东风劲吹，我顶着一张报纸，被太阳晒得死去活来，昏昏地听见那些内行的球迷把场上的一个秃顶的队员叫做“九号老倌”。他是足球场上的核心人物，球总是围着他转。他的球技很好，球就像是有根线系在他脚下似的，但是他很少把球传出去，他玩着玩着，就被对方抢走了。有时候他终于传了，却不知道他是传给谁，对方接到了球，有人咕哝道，这家伙是不是叛徒，咋个（昆明话，怎么。）老是传给人家嘛！球场上就吼起来，冲啊！冲啊！都希望队员就像解放军占领孟良崮那样冲上去。那时候在放一部电影，叫《红日》，有个镜头，解放军举着红旗满山遍野地冲锋。射门！射门！喊成一片。这是一个省队与另一个省队之间的比赛，过程与开会一样，从入场，全体起立、奏国歌、政要讲话、队员上场、两队面对面高呼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又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才是友谊赛，从入场到终场，折腾三个小时。结果是0比0，或者一比一。与我们金汁河畔的足球赛相比，真不好玩。所以我很少去。印象较深刻的一场足球，是德国草蜢队来访，其实这个队是瑞士的，不知道怎么传成德国的了，或许大家对瑞士很陌生，熟悉德国，以前有时候会放苏联电影，大家对德国法西斯很熟悉。不过嘛，也差不多，都是德语区的，一种人。只是画了条叫国家线的线而已。那是第一只外国球队来访问。看真的外国人踢球，全城轰动，搞到一张票，就能改变命运。看了和没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洗礼是什么意思，就是去看一场足球。那时候外国人就像神仙一样，偶尔在大街上一晃，许多人跟着。何况这是11个外国人，还要脱掉衣服！球赛是下午两点钟开始，人们上午十一点就入场，还差一点占不到座位。球场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座位是一圈圈的水泥台，有点像古希腊的斗兽场，大家都用报纸、衣服、手帕什么的垫着屁股。看台后面的围墙边站满了警察，那时候的警察穿白制服，戴着白色的大圆盖帽，他们沿着足球场的矮墙围了一圈，如果能空中看，很像一群大蛋糕的奶油花边。看球的人自己带了面包、干粮、汽水、许多人带着饭盒，里面装着冷饭、咸菜什么的。边吃边等。等得不耐烦，就玩起来，把某个人的帽子突然揭掉，向空中一扔，落下来，又被另一群人抛上天去，再掉下来，再抛起来，所有已占定座位的闲人都跟着起哄，帽子飞上天空，那些人就“嗷嗷”齐叫。那个被夺了帽子的秃顶用一个手掌捂着头，扬声乱骂，但无人理睬，帽子越传越远，最后已经回不到他的头上了。到了开场将近时，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只能站着，但后来的人仍然像泥石流一样由上往下拱，都企图拱到那个绿色大蛋糕上去。前面站立的人终于支撑不住，软了下来，泥石流般地缓缓朝前流动，一排排弯掉又立起来。最后失去耐性，前面的人就和后面的人展开战斗，武器就是汽水瓶、面包、鞋子。警察在后面喊，但挤不进。有座位的人不参战，只是在座位上呐喊。正在酣战，忽然全场欢声雷动，原来是德国草蜢队出场了，有一个剃平头的怪叫道：哎呀，德国人的屁股真大，像婆娘一样的大啊！哄堂大笑。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活的外国人，他正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些人，那人一提醒，这才注意到一群红色的摆动不止的臀部。“德国人冲锋了”！那些年轻的瑞士人小跑着，逐渐散开，忽然某人飞起一脚，那个球抛起一条弧线，准确地落到另一人脚前。前场一阵惊叫，这种脚法！瑞士队员踢球像机器上的螺丝钉般地各守其位，彼此配合，步步为营，每个队员的球路，都像斯洛克台球的那样精确计算，我怀疑他们在一抬脚的刹那，已经计算出角度，弧线、高度、力度、甚至风力、风向、气压……根深蒂固的理性、设计、算计，已经成为返璞归真，成为无意识的、闪电般的、血液中的本能。就像中国队血液里本能的“跟着感觉走”一样。相比之下，中国队基本上是凭着感觉、闭着眼睛整，感觉怎么可以自我表现就怎么整，乱整，歪打正着……一开始瑞士人也有点懵，按常识、理性的话，这个球他应该传给右边锋，他却不传，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带着突破禁区，拿下！瑞士人很快反应过来，中国人不搞配合，那些灵机一动的小聪明、小旋风、小表演被瑞士人一一冷静地破解。他们踢球的线路在脑海里面都经过本能的计算、测量，基本上是几何形的，就像打斯洛克台球。中国队踢一脚就不管下一脚，他们却设计出第三脚、第四脚。那时候球迷还不会欣赏战术，只是喜欢看表演，射门、倒挂金钩、跳起来用屁股挡球得到的喝彩最高。中国队才不考虑什么球路，许多人只会加减乘除，根本没有几何概念，凭着感觉整。讨巧、花招迭出、哗众取宠，用写作上的行话来说，就是喜欢形容词。中国队骨子里面都是些拙劣的诗歌爱好者，这是他们永远踢不好的宿命，除非血液里就注入几何、算术。足球嘛，我以为，玩玩算了，何必凡事都要争个高低。西方人就聪明，他们从来不与中国比下围棋。海德格尔睿智，有一次他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家中〔dann wohnen wir Europ?er vermutlich in einem ganz anderen Haus als der ostasiatische Mensch〕。……那么，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是不可能的〔So bleibt denn ein Gespr?ch von Haus zu Haus beinahe unm?glich〕。”世界，有可以对话的部分，可以通约的部分，也有无法沟通的部分，上帝就没有创造过挖这道沟的工具，这才是世界，世是有界的。全世界都是一条高速公路，几个站牌，完全畅通无阻了，无聊将淹死我们。草蜢队看起来很平庸，没有什么表演性、戏剧性、机器般地精确，他们不是足球表演，他们在干活、做事、工作、劳动。九十分钟，一个倒挂金钩也没玩出来。但最后是瑞士队赢了，都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进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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