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最终形成地方财政的相关议题，陈锋对此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陈锋认为在晚清以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财政，即便是在清代前中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而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分别，也只能以“起运”与“存留”来进行区分。陈锋还指出清廷虽然给予地方政府部分存留“地方经费”，以及征收经费的各项税目的权力，却并没有赋予其独立制定税目与自行征收辖区内赋税的相关财权（陈锋，2018）。而在陈锋从事清代财政史相关研究的早期，其认为清代的财政状况与明代以及此前的朝代进行相比，清代有着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分别。如其认为所谓的“存留”部分，则是让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费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属于地方财政的范畴；而“起运”又是清廷作为国家或中央政府的财政运行开支，具有中央财政的属性。同时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财赋比例与财政收入的分成（陈锋，1992）。陈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清代地方财政的全面形成，即地方政府能够具有部分自主应对与处理辖区内财政事务决策与运行的权力，实质上是因为清代中央政府主动引导的结果（陈锋，1997）。在其研究早期，亦认为晚清时期有着地方财政的存在。此后陈锋又对上述观点进行补充与归纳，其言道晚清时期清廷迫于中央巨额财政的压力，在制定“力筹通变”的治国方略后，便施行下放财权与事权的“协饷制度”举措。但陈锋认为地方政府“存留”的部分财赋，并不具备地方财政的功能与属性，而用地方经费来形容则更为妥帖，而不应用“地方财政”来称呼地方政府存留的地方财赋。

此后其他相关研究认为，随着清廷财政日益窘迫，晚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开始逐渐进行下移，而自中央政府施行“协饷制度”之际开始，地方便具有“就地筹饷”的财权，此举也就寓意着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制定部分赋税与摊派劳役的权力。同时地方政府还具备了征收杂税、杂捐的财权，其收入为地方政府所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地方经费的重要来源。同时其还认为，地方政府得益于中央政府所赋予的杂捐、杂税等税目的开办权力，并借此取得了在辖区内的征税权，同时还能够自行进行征收，地方政府设立了征收杂税、杂捐的相关财政部门，而正是在地方政府自主征收地方杂捐与杂税的逐渐演变过程中，地方财政亦由此形成（王燕，2018）。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财政史相关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亦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地方财政。自近代以来便有不少中外学者根据财政学的相关概念，强调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与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下，没有独立的地方财政存在。宫泽知之从制税权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因为没有制税权，因此也就不存在地方财政（宫泽知之，1998）。而以梁方仲、周伯棣、岩井茂树等为代表的学者，则以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角度，来否定中国古代存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如岩井茂树认为只要地方政府对地方经费施行制度化管理，那么地方经费便存在随时为中央掌控的风险，在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始终不具备独立自主支配地方财赋的权力（岩井茂树，2004）；周伯棣特别强调了在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理论上统归中央支配（周伯棣，1981）；梁方仲也认为除了地方处于军阀割据的极个别时期以外，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独立的地方财政存在，只存在地方经费（梁方仲，1989）。孙诩刚等人也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孙诩刚，1987）。综上可知，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地方财政的学者，大多以制税权或中国古代财政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抑或是套用现代地方财政学的相关概念标准，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财政。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财政诸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的影响下所持观点不一，此现象也给当前中国古代财政史相关议题的进一步拓展带来一定困难。故而在梳理中国古代地方财政史的相关问题之时，对地方财政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考察，则能够提供新的研究取径与理论依据。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1年第5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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