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因斯坦自己的祖国德国，《柏林画报周刊》用他的照片作为封面，配上的标题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全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标志着我们自然观念的一次全新革命，堪与哥白尼、开普勒、牛顿比肩。

就这样，爱因斯坦几乎一夜间就红遍从欧洲到美洲，犹如漫威里的超级英雄从天而降，一时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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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赶上了一个科学的好时代，比前辈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都要幸福得多。

比他早四百年出生的哥白尼，耗尽毕生心血写出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日心说”，却畏惧当时的罗马教廷，一直不敢出版。据说等到最后终于出版时，他已身患重病、两眼失明，抚摸着印好的封面溘然长逝。

比他早三百多年出生的布鲁诺和伽利略。一个因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教廷判为异端，坐了七年大牢之后被火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一个被迫宣布放弃日心说，在软禁后因为高烧和心悸而离世。

比他早两百多年的牛顿，虽然备受科学家的推崇、也没有被宗教法庭迫害，但在当时没有大众传媒的情况下，就算他荣耀加身，也不可能被大众捧为科学时代的领路人——出了这个地界都没人认识你，你再出名又有什么用？

而爱因斯坦的年代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年代。电话诞生了、电灯发明了、汽车出现了、飞机上天了……当然还有发展日新月异的传媒。以往识字率不高的普通民众，因为学校的普及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飞速摆脱文盲的状态；新发明的电影，把人民从读者变成了观众；而就在爱因斯坦被报纸大加赞扬的1919年底，第一个商业电台也在荷兰海牙开播。

跟牛顿时代不同，这个时代是造就名人和明星的时代。大众对牛顿的崇敬，来自教科书上的苹果，缺乏对两百年前的科学家直观而感性的认识；而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之后，大众发现不但可以在报纸上了解他的逸闻趣事、看到他的最新照片、阅读他的最新宣言，还可以在广播里听到他的声音——甚至亲眼目睹他的言谈举止、风度笑貌。

1919年的中国正当新思潮泛滥之际，科学救国的号召正深入人心。爱因斯坦一在欧美成名，中国便紧随其后，在报刊和出版社的助威声中，把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名字传扬得众人皆知。《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竞相登载爱因斯坦的专访、论著和介绍。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途径上海。正是在中国，瑞典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通知爱因斯坦：他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出，许多学生聚集在南京路上欢呼庆祝。当爱因斯坦现身南京路时，激动的学生把他抬了起来。

爱因斯坦就这样成了大众偶像，虽然大众没有几个人清楚相对论的含义，可是有什么关系呢？爱因斯坦所到之处，从此一路光辉、万人敬仰。就算在他出生一年后就离开的乌尔姆小城，也很快成了爱因斯坦旅游胜地。不但有以爱因斯坦命名的街道、大楼、喷泉、纪念碑，有爱因斯坦的雕像，商店里还有爱因斯坦巧克力和咖啡杯。

大众原来只知道科学家伟大，却少有认识和接触。而现代传媒和大众传播，成功地把爱因斯坦变成了大众膜拜的偶像。在世人的眼里，他就是下凡度世的科学之神。

爱因斯坦对此很清醒，他说：“命运对我蔑视权威的惩罚，就是将我也变成了一个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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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后的数十年里，爱因斯坦不断成为舆论的头号话题：从永远不会结束的相对论话题、到他对小提琴的钟爱；从他写信给罗斯福要求研究原子弹，到广岛核爆后他号召限制核武器；从玛丽莲·梦露和他传绯闻，再到他一生的浪漫史……爱因斯坦即便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漫步，也似乎自带光环，让年轻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高山仰止。

爱因斯坦在大众的眼里实在太醒目，而学界对此就要冷静许多。在爱因斯坦一夜成名之后，仍然有许多科学家对相对论保持质疑，1921年诺奖颁发给他是因为当年那篇“光电效应”的论文，而非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的余生，精力几乎都用于研究“统一场”，但跟牛顿晚年的神学和炼金术研究一样，几乎都不为大众所知。

爱因斯坦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他的成就足以比肩牛顿。如果说同期其他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建立在牛顿的基础上；那么现代科学家的成就，几乎都建立在爱因斯坦的基础上。要是打一个比方，那就是在牛顿打好的地基上，爱因斯坦修了一栋令人瞠目结舌的房子，而后来的霍金等人，只不过是在房子上修修补补罢了。

文章来源：《经济科学》 网址: http://www.jjkxzz.cn/zonghexinwen/2020/0928/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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