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翻译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著作，获得了中国学者的尊敬

利玛窦在韶州的时候，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数学科学”。1589年10月-1590年12月，利玛窦与中国学者瞿太素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瞿太素赞赏几何学中的假设、演绎结构，也向利玛窦学习实践技能，比如怎样制作日晷、地球仪和星盘，他将学到的知识写成评论赠送给他的朋友［4］247。从此，西方“科学知识”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利玛窦到南京和北京后，结识了著名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和李之藻。徐光启和李之藻具有开放的思维，他们意识到与利玛窦的合作是一个更新传统知识的机会，而这些西方知识对于中国是有益的。利玛窦则认为，能与知名学者合作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可以借传播“科学知识”以获得中国学者和官员的尊重，继而宣扬西方天主教文化。

利玛窦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是从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开始的，他们相信这些图书对中国学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可以“学以致用”，振兴中国的传统科学以及说服朝廷改革历法。1601年-1609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翻译了《经天该》，帮助人们认识日月星辰，这本小册子1736年被纳入《四库全书》之中，以“字字可以通过具体的测量加以验证”［2］而著称。在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描述了星盘和其他天文观测设备的制作技术；提供了宇宙的托勒密模型，从而开阔了中国人观测天象的视野。在合作撰写的《圜容较义》中，论述了“等周问题”，图解了“圆”的属性和“球面”的重要性质。

之后，他们又翻译了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取名为《同文算指》，将竖式笔算体系呈献给中国学者。虽然我国也有十进位的数字系统，但是笔算还没有代替算盘。西方的新方法——被称为“计算”在操作时比算盘更灵活，特别是求根的时候。

利玛窦与徐光启一起工作了六个多月，充分体验了中国数学和欧洲数学不同的发展特点。中国文言文和拉丁语的文字迥异，语法、形态、风格、结构和词汇之间存在差异，翻译难度很大。两个学者努力解释着希腊公理化方法的来龙去脉，将欧氏几何术语仔细翻译成中文，创造出来的专有名词和表达式，今天仍在使用，这充分表明了数学在科学上具有潜在的重要性。最后，这部书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执笔以“清晰的思路和优雅的风格”［2］87翻译出来，命名为《几何原本》，并于1607年出版［8］154。

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写道：东方与西方语法截然不同，单词的词义对应模糊而不完整。如果只是给予口头解释，尚有可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但是用笔写成文字，就很难实现目标……，我们为了找到最好的中文词句，从各个角度反复揣摩原文的含义［11］302。如今，《几何原本》已经被誉为“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1。

利玛窦和徐光启还翻译了克拉维乌斯《实用几何学》的部分章节，解释了测量的方法，取书名为《测量法义》，这本小册子列出了15个不同的中国式的土地测量问题，用西方几何学的方法给予解决，这是首次以中文书写的应用几何学的成果［11］587。

利玛窦去世后，李之藻和徐光启继续着中西方“数学文化”的交流工作。他们整合中西方的智慧，以文言文再现西方“数学文化”的方法，更多的学者也在努力发现中国传统数学的内涵，并比较其与西方数学的共同点。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数学科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跨文化沟通的“失”与“得”

利玛窦去世后，新一代的身怀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抵达中国。引入“科学知识”仍然是耶稣会士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其中“数学”更是传播“天主教”的得力工具。1612年，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在一封给罗马耶稣会的信中坦承“是数学为我们打开了道路……，在数学的庇护下，我们才能够实现向统治阶层传播哲学和神学的目标”［2］95。然而，不是所有的耶稣会士都赞同这种观点，借助“科学”来传播天主教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也并非无可争议。

有些人指责利玛窦过分关注与儒家杰出人物的关系和对儒教的积极评价，而不是在积极发展天主教传教事业。因为“利玛窦、郭居静和罗如望三个传教士在韶州花费六年的时间总共才发展20名至多25名新教徒”［12］，而靠近“儒士阶层”显然脱离了平民百姓。1615年，天主教会日本负责人瓦伦汀·卡瓦略正式颁布一项法令，其中对中国使团教授数学和哲学做出了界定。即便如此，该禁令都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并未妨碍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直到1773年耶稣会传教活动遭到禁止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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