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的不断推进，对于从国情出发、博采众长的基本文化立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相结合的文化形态，我们更加坚定、自信。在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之际，这种文化自信终于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文化方针的提出和贯彻，都是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立场、文化自信的延续。其中，重视并自信于利用中国传统资源解决中国问题，无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动力。无论是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还是单纯为了解决乡村医疗需求，对中医的重视和使用都不能脱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许多学者的研究注意到，这一时期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很多时候对传统文化包括中医造成了极大伤害。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不应该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自信混淆。对待传统文化，“批判性地继承”是未曾改变的基本态度，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利用好传统文化，只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误判，对传统文化过度“批判”、过度上纲上线了。在特殊的“文革”时期，许多老中医因其“封建性”受到迫害，但赤脚医生运动同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有效地缓解了乡村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

基于文化自信，中医药得到了大力推广和运用。然而，中医仍需解决学科合法性问题。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关于科学“求善”、“求真”的元叙事已经逐渐产生了诸多反思，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反思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对科学的元叙事地位发起了挑战。然而，恰逢中国十年“文革”，这些观点没有被及时传播到国内。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学界在讨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时始终绕不开科学的实证性标准。一面是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实证性标准，一面是从强烈的文化自信出发，中医切实地解决了医疗问题。这种充满矛盾性的局面最终使我们制定出一套“中间道路”的科学话语。

首先，尝试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科学标准，使中医获得一定的学科合法性。具体来讲，就是从实践论和辩证法出发，认为中医本质上是科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几千年来的疗效就足以体现它的科学性(20)毛健吾：《我对祖国医学的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1期。；中医理论与矛盾论是一致的，阴阳平衡体现了矛盾统一的观点和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因人制宜体现了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把握，用药讲究君臣佐使体现了抓住主要矛盾的意识，中医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方式体现了整体观，而西医则存在片面性、表面性和机械性的问题(21)雷海鹏：《我对中医科学性的一点体会》，《自然辩证法通讯》1959年第1期。。

与此同时，本质上的科学性不代表形式上的科学性，因此依旧要以现代科学技术发掘、研究中医，最终使中医成为实证性的现代医学，并且与西医殊途同归，合而为一，形成祖国的“新医学”。(22)张家庆：《坚定不移地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人民军医》1978年第10期。这一时期，尽管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不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中医，但是实际上还是基本使用西医的方法和理论，先后形成了“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总的来说，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传统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得到了大力发展，并且在这种文化自信下试图通过重建科学的标准来重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但是，这一时期谈论中医的学科合法性还是无法跳出科学的实证性标准，因而中医被研究、被改造、被规训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四、改革开放后“重构中医理论”

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国内出现大量西方反思科学元叙事的译文、译著。国内学界如梦方醒般发现，他们一直奉为圭皋的科学元叙事居然也会被人质疑，也面临合法性危机。

科学“求真”的元叙事面临危机。科学试图确立一套“求真”的原则和规范，这种原则最初是“证实”，而后被波普尔于1959年《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系统阐述的“证伪”原则所替代。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要求从经验观察出发，不断修正理论。然而，科学哲学领域的历史学派，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消解了这两个科学原则达至绝对真理的必然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通过回顾科学史，指出任何观察以及对观察的解读，都受到技术和理论的限制，不存在纯粹客观、独立的观察和解读。因此，科学实际上就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在不同的“范式”内不断奋斗。“范式”是指共有的范例，即一套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定律，不同范式从根本上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之间不可通约，且无优劣之分；也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自然界的陈述，只有无数多种彼此竞争的‘真理理论’”。(23)[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量子力学、相对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对模糊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无序性有更多的强调，与强调精确性、连续性、稳定性、有序性的传统自然科学实际上就是不同范式的科学理论。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则更为激进，认为“怎么都行”，科学与非科学没有本质区别。(24)[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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