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自卑、全盘西化的整体氛围中，中医必须接受“科学”尺度的衡量和评判，符合“元叙事”，被标榜为“科学”的西医则成为现实的、具体的比照物。

科学在这一时期设定的原则和条件，就是知识理论要具有实证性。实证，就是以精确客观的实验观察为基础，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西医将人体层层解剖，凭借精密仪器能够观察到最细微的层次，由此进行大量实验，无疑是实证的。然而，中医却是超实证的。中医理论中的概念大多抽象，基础的阴阳五行概念更是哲学概念，这些概念缺乏精确的实质含义，模糊多义，不能达到经验观察层面，更别提进行严格客观的实验了，直觉思维、类比思维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被广泛运用。余云岫就以中医典籍《灵素·痈疽篇》为例，指出中医“风、寒、暑、湿、燥、火”的病原理论是荒谬的：“以今日知识绳之，……痈疽之生也，必先有细菌侵居于体中，……以显微镜检之，以培养基殖之，以动物实验之，可以目击，凿凿可据，非如寒邪之说之虚空荒唐，而不可捉摸也。”他还指出，中医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尽管能够以经验观察验证，但是却与西医解剖学呈现的结果不符，是错误的。(13)祖述宪：《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以科学的标准、西医的发现比照中医、批评中医、否定中医的声音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此伏彼起，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傅斯年等都曾直接斥中医为巫术、玄学。可以说，中医成为吉尔茨口中与现代科学相对的“地方性知识”,沦入“失语”的境地，全面丧失了学科合法性。哪怕是从疗效、成本、民间信仰、民生等方面为中医抗辩的人(14)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医不科学、学科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主张用西医的手段和方法研究和改造中医，形成以恽铁樵、杜亚泉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派，以陆渊雷、潭次仲为代表的“中医科学化”派。两派都以向科学、西医靠拢为标准，“中医科学化”一派更加激进，甚至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必须不能脱离“现代生数理化”的范围。(15)弓箭：《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研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总之，清末至整个民国时期，伴随着强烈的文化失败感，中医在科学话语下全面丧失了学科合法性，被否定、被排斥、被改造。一言蔽之，走上了被规训的道路。

三、新中国成立后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尝试与“中医热”

被贬抑、排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被纳入国家医药卫生体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0年8月7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就形成了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此后，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尤其是轰轰烈烈的赤脚医生运动，切实有效地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需求。

为什么这一时期中医药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发展？我们认为，这与中国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成功建立新中国，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态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在实践中探索并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立场、文化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对待马列主义存在严重的教条倾向，“城市中心论”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及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及时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革命的实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不能迷信任何“范本”，必须形成从国情出发的基本文化立场。

从国情出发，高度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国情出发，也必然要求重视起过去一度被贬抑的中华传统文化。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群众熟知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事迹和人物，激发民族自尊心。(17)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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